汾酒是茅台的“师父”？从杏花村出发，我们找到答案

贵州，全国为数不多的不产盐的省份，盐主要来源于四川、湖南等周边省份，其中川盐的购进量最大。四川产的盐从赤水河道运入，至茅台镇起岸，古称“仁岸”。

“蜀盐走贵州，秦商聚茅台。”这里由此成为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之一。

眀清时期滇铜入京、黔铅北运、川盐入黔，要经过的一个地方就是茅台镇。靠着赤水河，茅台镇也酿出了茅台酒。据《遵义府志》，到嘉庆、道光年间，“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”，每年酿酒“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”。

有观点认为，正是在清朝末期，来自山陕的商人们把山西汾酒的技艺带到了茅台，所以说，汾酒其实是茅台的“师父”。

那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？

“中国的（白酒）香型，都源自于清香型。”对此，汾酒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李秋喜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：“就像红纸、白纸、黄纸，什么颜色都源自于白色，是由白色加上别的颜色调成了另外一种颜色，汾酒就相当于那张‘白纸’”。

茅台酒的由来 

“茅台酒之沿革及制造，在清咸丰（1851-1861）以前，有山西盐商某，来茅台地方，仿照汾酒制法，用小麦为曲药，以高粱为原料，酿造一种烧酒。后经陕西盐商宋某、毛某先后改良制法，以茅台为名，特称曰茅台酒。”

▲《贵州经济》关于山西汾酒

与茅台镇白酒关系的记载

这是成书于1939年的《贵州经济》里的一段话，书的作者是张肖梅，是民国期间著名的经济学家和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”。据悉，她家境良好，父亲是很大的买办资本家，是法国百代唱片公司的中国总代理。

这本书其实是她对贵州当时产业经济的一份记录和梳理，却也让我们看到了茅台酒的由来。

当然，这只是一份参考，也不是权威书籍。但从另一本关于贵州产业经济的书《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》来看，汾酒与茅台还是很有渊源的。

1947年，时任贵州省建设厅厅长的何辑五，编著出版了《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》一书，书中载：“……黔中业盐者，多为秦晋商人……当时盐商由山西雇来酿酒技工，仿汾酒酿造方法，设厂酿酒，用以自奉，并不外售。至咸丰年间，因秦晋商人歇业还乡，即将所设盐号，及茅台酒厂，售予本省先贤华桎坞先生继续经营，仍沿用成义酒坊名称（即简称华茅）。”

这份文字与上文的《贵州经济》是相互佐证的，茅台的技艺其实是来自汾酒，更加明确地提出，技艺是通过“盐商由山西雇来酿酒技工”传授而来的。

▲《祖国的贵州》

此外，1955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祖国的贵州》记载茅台酒是“清朝山西人经商于茅台镇，依汾酒制法而兴。”

那么，清朝年间，白酒又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格局呢？

康熙46年，一场由康熙特别批示、宋荦亲自操持、满朝文学大家亲临的“高端诗酒文化论坛”开始了。

这场文化盛宴其实是康熙为宋荦的退休而准备的。

这一年，即宋荦从江苏调回京城两年之后，他已经74岁，康熙也答应他，再过一年就恩准其从吏部尚书任上退休返乡了。

作为一个政治家、收藏家、大诗人、诗坛盟主，在退休之际，宋荦希望搞一个别具一格的“诗酒退休仪式”。于是，他便在这年的除夕，组织了当朝的文学名流、门生故旧，搞了一场饮酒吟诗的告别宴会。

这场“国家级诗酒论坛”的宴会用酒，分别是汾酒和羊羔酒、潞酒，堪称当时的“三大国家名酒”，并都产自山西。

据统计，“中国汾酒诗会”上共作诗37首，汇成《小除日漫堂燕集诗》，由清代画家汪灏作序，涉及杏花村汾酒诗歌就有９首。显然，当时的主流社会里，白酒（烧酒）已经成为消费的主导，而汾酒则是酒中珍品。

▲清代文人袁枚曾在《随园食单》一书中提及山西汾酒

清人李汝珍在《镜花缘》一书中曾经排列数十种天下名酒，山西汾酒名列第一。清代著名文人、美食家袁枚也曾在《随园食单》一书中对于山西汾酒大加赞赏，誉为“烧酒之首”：既吃烧酒，以狠为佳，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。

其实除了茅台之外，中国很多地方的白酒，都有汾酒的“影子”。

之前，在我国不少产地的名酒，酒名仍带“汾”字，如“汉汾”“湘汾”“滨汾”“豫汾”，有的干脆直接以“汾酒”命名，如“红星汾酒”“玉泉汾酒”“湘潭汾酒”“南昌回笼汾酒”等等，可见汾酒在全国酒业中的影响之深远，为我国酿酒业作出的贡献之巨大。

▲汾酒技艺传播路线图

那么，为何从香型上来看，茅台属于酱香，而汾酒属于清香？

“实际上，这是发酵容器的变化产生的，汾酒用的是地缸发酵，而茅台是在窖池里发酵。”在李秋喜看来，这种工艺的变化背后是创新，是因地制宜。“到了贵州之后，没有汾酒发酵所需要的地缸，那就只有挖坑，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窖池。”

其实，中国的所有的香型，都源自清香。

如果中国白酒只有清香型一种工艺，可能它的魅力大打折扣，但正是因为从汾酒的清香衍生出了酱香、浓香，衍生出不同风格，白酒才有了今天的气象万千，雄浑厚重之美。

这就是汾酒之于中国白酒的魅力与贡献，是汾酒行走的价值与意义。